在我国古代，五代至两宋时期，宫廷设立了正式画院，左权书画，左权书画艺术网，http://www.yuehechina.com/zq并通过严格考试选拔画家;选上的画家入院以后都有一定的头衔，皇上欣赏的、德高望重的、绘画技术高超的画家职位就高，甚至还能主持画院的日常工作。当然，画院中的画家并不都是山水画家，也有专攻其他画种的画家，也有几类画种兼善的画家。五代时期，前蜀王建(907-925)在宫廷设立了“内廷图画库”[1]，这可能是中国画院最早的雏形，并设有“待诏”职位。后蜀明德二年(936)，中国创立了最早的正式画院“翰林图画院”，并在画院中设立了“待诏”、“侯”等职位。黄筌当时就被任命为“待诏”。《图画见闻志》记载：黄筌“十七岁事王蜀后主为待诏，至孟蜀加检校少府监，赐金紫”[2]。《益州名画录》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黄筌为“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3]。“权院事”说明了黄筌这样的花鸟大家曾在画院担任负责人。画院为宫廷服务，必然首先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其次要迎合皇帝的喜好，所以像黄筌这样不是画山水的画家在画院中也很多。五代南唐中主李于大宝元年(943)在宫廷中也建立了“翰林图画院”，院内设有“待诏”、“供奉”、“司艺”、“内供奉”、“画院学士”等职衔。很多画家先后投奔南唐画院，周文矩、顾闳中、卫贤、赵干这等人士和山水画名家均在画院任职。画院外的董源、徐崇嗣这样的山水和花鸟画家也经常被皇帝诏到画院作画。“董源……事南唐为后苑副使，善山水。”他虽不在画院供职，却是负责园林的官员，具有一定的地位。中主李、后主李煜皆喜好绘画并善绘画，故广泛在民间召集画家，使得画院活动十分兴盛。

北宋建朝就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策略，完善科举，奖掖士人，并继承五代蜀国、南唐画院体制，于北宋初年即设立画院。北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4)以后，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左权书画，左权书画艺术网，http://www.yuehechina.com/zq画家的地位也有提高。《宋会要辑稿》记载：“翰林图画院，雍熙元年(984)置在内中苑东门里，咸平元年移在右掖门外，以内待人勾当，待诏等无定员。今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侯四人、学生四十人为额。旧工匠十四，今六人。”[4]《益州名画录》记载：北宋画院曾赐黄居宝“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北宋画院曾赐黄居“授翰林待诏、将仕郎、试太子仪郎、赐金鱼袋”[5];足以见当时北宋画院规模与画家地位。北宋后期，左权书画，左权书画艺术网，http://www.yuehechina.com/zq画院打破了“以资次挨排”的习惯，采用了“有阙即于次等第内拣试艺业高低”方式，就是说，以绘画技艺的高低来定职位。《宋会要辑稿》云：“熙宁二年(1069)十月三日，翰林图画院祗侯杜用德言：待诏等本不递迁，欲岂将本院学生四十人，立定第一等、第二等各十人为额，第三等二十人……侯有阙于学生内拔填。其艺学原额六人，今后有阙，亦于祗侯内拔填，以蒙许立定为额。今后有，理为递迁。后来本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无以激劝，乞自今将元额本院待诏已下至学生等，有阙即于次等第内拣试艺业高低，金呈取旨，充填内额……从之。”[6]

北宋后期徽宗崇宁三年(1104)，画院还设立了“画学”，属于画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将从民间招募来的画工进行文化修养与艺术技巧上的培养与提升，以适应宫廷的需要。所谓“招募”还是要考试，考试通过以后才得以进入“画学”。考试的题目就是人们熟悉的“万绿丛中一点红”、“踏花归来马蹄香”、“深山藏古寺”、“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7]。考试非常严格，必须按照画院的要求。《画继》卷十对宋代的画院考试制度有较详细的描述：“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8]　这说明宋代画院崇尚以“形”为重，画院的法度就是“写实”，不得随意潦草放逸。画院也特别讲究传统的师承关系，要求考生笔笔都要有来历，否则就考不上。考入“画学”后，画院学生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学习后再考核选拔并授于一定的职位，如“艺学”、“祗侯”、“待诏”等。《宋史·卷157·选举志》记载云：“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木屋。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习篆字、着音训，余书皆设答问，以所解意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齐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妨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9]“画学”的设立无疑推动了画院艺术的兴盛与繁荣。

北宋神宗年间(1067-1085)，因为皇帝重视山水画，故使山水画在宫廷中与花鸟画地位同样重要。这期间，政治的眷顾造就了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山水画大家——郭熙，他被授画院艺学，后又擢升翰林待诏直长。他的儿子后来整理的画论《林泉高致》，使郭熙的绘画思想对后世的山水画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徽宗的宣和画院持续了25年，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而解散。当南宋政治中心最终落脚地处江南偏安江左的临安(今杭州)后，南宋高宗赵构很快恢复了画院，北宋画院的一些旧人随即进入南宋画院，如李唐这样的山水画家。南宋画院承袭了北宋的体制和规模，经过孝宗、光宗、宁宗三代帝王的格外开恩，画院形势蒸蒸日上。在此期间，山水画发展到中国画史上的又一高峰，可谓“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像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等画家均享受被“赐金带”的特殊待遇;他们的职位也比在北宋还要高，如李唐被授“成忠郎”;还有许多画家被授予“迪功郎”、“承直郎”、“承务郎”等职位，相当宫中八至九品官职[10]。可惜到了南宋晚期，画院最终还是随着皇朝的灭亡而衰亡。

元代因为是异族统治，没有设立画院;从此，历代均未再设立画院。但明清两代都有宫廷画家;这些画家拿着俸禄为朝廷服务，并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明代画家戴进，年少时因其父被召进宫中作画，故能经常随父进宫，画技大增。不知何因，戴进终未成其宫廷画师;但他承袭南宋院体一脉，到了50多岁回到老家杭州，没有俸禄就靠卖画为生。画家吴伟，在明代宪宗时期被授予“锦衣镇抚”、“待诏”仁智殿;在明代孝宗时期被授予“锦衣卫百户”;被赐“画状元”印。像清代宫廷中所谓“海西派”更是如此，其中不少是外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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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略举历代画家之待遇，无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画院里是否供过职，无论他们的作品在当今是否还存世，仅以他们是被宫廷供养的山水画家，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这个群体在历朝历代中可观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