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生的研究者崔庆忠先生和陕西师大艺术学院美术史论教授韦宾博士都告诉我：“徐先生的画很好看，在西安是最受欢迎的画家。”这是用最平易的话对艺术家的作品给出的评价。1912年春节前曾去西安参加西安美术馆举办的贾又福艺术学术展，在开幕式的嘉宾席上与我邻座的刚好就是陕西师大艺术学院院长徐义生先生，他很谦逊地告诉我，当年是与龙瑞、姜宝林一届，同为可染先生的研究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鉴定中心主任崔庆忠是早就注意到徐先生的山水画创作的，及至我有幸从庆忠手里看到徐先生旳几部画集并印集等，则是欣喜之余的惊异。

实际上，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理论修养上，我都觉得徐义生教授的山水画在当今的画坛上是难得的清新之作，他的画作之广受欢迎实非偶然。

王国维曾说：“词以境界为最上”；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静安《二牖轩随录》）。在这里，静安先生虽然是在讲词，但我以为，能够画出山水的新境界，同样是衡量山水画最重要的标准。

徐先生的画第一贵在重写真景，令赏画者感到十分真实亲切，如身临其境，有很强的现实感。能着意将这一点作为明确的追求，且做得这样到位、画得这样生动，试看在当今画坛上真有几人？我从介绍徐先生的简历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不论世风如何变幻，社会如何喧嚣，他都会年年背起行囊，踏上秦岭山脉和黄土高原的写生征程。”可说恰好道出徐先生画作的这一基本特质。生在陕西的徐先生不但画秦岭闻名遐迩，即便是纪写他乡——如《蜀水巴山自有情》或《湘漓风烟》——也总能够令人信服地拨动赏画者的心弦，不唯表现出过人的写生功力，且是情趣盎然，更体现出一种意境之美。

对于写生的重视，除了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可染先生的教导在现当代影响最为广泛。1954年秋李可染、张仃、罗铭在北海画舫斋的写生画展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五四年起，吾遍历祖国名山大川，历尽艰苦，画风大变，……古人所谓入网之鳞，透脱为难。吾拟用最大勇气打出来，三十年未知能作透网鳞否？”（李可染1979年一则题画）不同于董其昌“以草隶奇字入画”的“透网鳞”之说，而以自己的“作透网鳞”新说来概括写生活动的意义，可知可染先生正是将写生提到突破传统惰性的关键地位。而另一位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则是在上一世纪的40年代就讲过这样的话：

唐志契《绘事微言》有云：“凡学画，看真山真水，极长学问，便脱时人笔下套子，便无作家习气。”

   顾自明诸贤，以逮四王恽吴，学古硁硁，要能脱然自拔，以与真宰谋者甚鲜。雍嘉以还，末流益頽，所谓木刻泥塑，诚慨乎言矣。在今而言画，若犹遵此绝港，何期于江海。

   （陆俨少：《序吴一峰纪游画展》，1944年，重庆）

   即便对照今日画坛景象来看，陆先生的感慨仍是多么富有现实意义啊！以上我列举有“南陆北李”之誉的两位现代大家来标举当代国画家对写生重要性的共识并与“学古硁硁”的四王末流相对照，相信是能引起当今画家共鸣的。

我说徐义生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修养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是在特别是读了徐先生一篇《现代写生摄要》以后产生的感想。徐先生在他这篇总结写生心得的重要文章中条理清楚地讲述了他对写生活动颇不寻常的认识与体会。如果概括一点说，我以为徐先生是从主客体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十分切要精微地讲述了他对写生——创作的独特体会。

   “写生的第一目的是在于完成人和客观世界的心理对话。”“主体心态借助于客体现状的冲击与引发，从而心花怒放或是酸楚其中，产生出各种新的感受、愿望和观念。而艺术创造的最终目的，便是企图从这些感受之中，把美记录下来，剖析出来，塑造出来，并去唤起世人的共鸣与觉醒。铭刻自己的心照和愿望。”（徐义生：《现代写生摄要》）简言之，山水画是艺术家与大自然之间的深情对话，而绝不是对外在景物冷漠机械的摹写。这里，当画家在讲他的第一点认识时，实际已将王国维的境界说囊括其中了，但他还有作为画家的更为精微细密的进一步认识：“这里有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即画者本身是否具有优秀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程度的专业修养水平，这种素养和修养将决定他在观察的时候，是否具有智慧之眼、法度之眼、情趣之眼、事理之眼和境界风采之眼。……所以说，和自然对话，首先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的完成，必须依赖高层次的主观条件和典型的客观条件的妙合。”（同前引）显然，这样的认识就不仅是从欣赏者的眼光只讲艺术感受，而是从艺术家所应具备的素质和创造能力，即是否具有“智慧之眼”、“法度之眼”、“情趣之眼”、“事理之眼”和“境界风采之眼”这样很专业的全面素养来度量一位画家之所以能创作出一幅高境界的作品的能力了。这里既包含了艺术家的真知灼见，相信对于从艺者也会很有启发。

再一点是，我觉得徐义生先生十分看重山水画创作所应具有的鲜明的艺术个性——这种个性的表现又是和即兴性、当下性或此在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说，他要求自己的创作总要能表达出一种独特的生动、鲜活的感受，能做到“常见常新，见深情深”。这样的看法其实是贯穿在他的全部艺术主张中并反复申说过的。如他所说，“人的个性特质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将作为一个灵根伴随艺术生命以始终”，这是从主观方面来说，艺术家的个性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恒定因素，却又会“因不同的画家、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表现、情思和追求，都可折射出不同个性的光束来”，因而“它将作为一个无比宝贵的灵根”“也是画家心灵深处永不老化、永不枯竭的情窦”，“将给他的作品赋予独特的个性和魅力”；而从客观方面说，“大自然的个性及其差异是展示艺术思维的另一个广阔天地”，而且这大自然的物态物性差异往往又被艺术家视作“物的人格化个性”，这种个性“有如人的性格和情绪一样，在时序流迁的过程中不断展示出‘新的个性和情绪’”，这样，大自然所展示出来的风采，就必然是千变万化，而艺术家也会依个人的阅历素养等主观条件获得“常见常新”、“见深情深”的感受。在这里，我们在肯定徐先生对艺术家创作个性的重要性认识的同时，我更想强调在创作过程中他对大自然“物态物仪（及其人格化）千差万别”的动态把握这种“即兴性”、“当下性”或“此在性”认识的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创作才能是充满活力的，而不是陈陈相因、千篇一律地重复旧的程式。正如海德格尔在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的开端所说：“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徐先生很强调将其创作中一切要素最终落脚在时间性的鲜活把握中，亦可见艺术家沉潜于哲学思考的高明。

我十分欣赏徐义生在其山水写生作品中为我们展现的一派清新俊发的山水画新天地，他既不缺少传统笔墨的苍郁劲爽，尤其得益于自生活中来的生机勃勃的鲜明时代气息。

我们不曾忘记徐义生早年有幸师从石鲁、何海霞先生，但同做可染先生的学生一样，无论是那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朴野浓郁的生活气息，抑或沿着青绿山水承传在色彩方面所进行的探索，都可寻见徐先生并非只是从形迹上步其先师后尘，而是一贯地遵从个性发展的呼唤，从心灵深处继承并发扬着先贤最可贵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