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先秦书籍中没有“笔”字，而“聿”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而秦始皇只是统一了笔的叫法，可见笔是早于秦代就存在了。

文房四宝，笔居首位。中国的毛笔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提到毛笔，人们往往会想起“蒙恬造笔”的故事，认为秦代名将蒙恬是毛笔的发明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太平御览》引《博物志》日：“蒙恬造笔。”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唐代韩愈《毛颖传》以笔拟人其中提到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后世又以“毛颖”、“管城子”为笔的代称。此事也与蒙恬有关。

有人对“蒙恬造笔”的说法提出质疑。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先秦书籍中没有“笔”字，而“聿”字早在商代就出现了，而秦始皇只是统一了笔的叫法，可见笔是早于秦代就存在了。清代大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的“造笔不始蒙恬”条中写道：“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看来，这一评述还是有所根据的。

解放后的出土文物更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四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友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群中，发掘出一支长约21厘米，直径为0.4厘米的毛笔实物。该笔与现在使用的毛笔权相似，笔头用优质的免箭毛制成，毛长2.5厘米，笔杆亦系竹管，所不同的是笔头不是插在竹杆套内，而是用劈开的竹杆端部将笔头夹在其中，外缠丝线，再涂上漆。这支埋入地下两千多年的战国毛笔，被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它称为“战国笔”。又由于长沙古属楚国，这支世界上最古老的毛笔，还被称为“楚笔”。

是否“战国笔”就是最早的毛笔呢？也是个问号。有人估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炎帝、黄帝时期就出现了毛笔。张华《博物志》也有“舜造笔”的记载。另外在出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许多彩绘陶器上，表面所绘的动物图案及几何纹饰；明显地呈现出用毛笔画写出来的痕迹。商代的甲骨文上，也出现了毛笔的痕迹。据《田骨学商史编》记载，从殷墟出土的三块牛胛骨板上，有几个用毛笔写成的文字，以及一些龟甲片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未刻的文字，这些文字尚留有施朱涂墨的痕迹。而且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又具有相当多的“聿”字，由此可以这样断定，早在商代以前，我国就已有了用毛笔书字这个事实，现在文学界也大多持这个观点。

毛笔经过了漫长的演变时期。毛笔的别名除了上面讲到的那些以外，还有“管城子”。“毛锥子”、“中书君”、“毛颖君”、“龙须友”、“尖头奴”等等。综上所述，蒙恬虽然不能获得毛笔的专利权，但他制的笔精于前人，对毛笔的改革是有贡献的。

我国的毛笔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宣笔”时期。据正史书籍记载，宣笔发明于汉代，魏晋时书法艺术的发展，促进了毛笔工艺的不断提高，东晋时，宣州陈氏之笔深受王羲之等人的推崇。到了唐代，宣州成为全国制笔的中心。此时的宣笔无论在制作技巧，选用材料，或在笔杆的雕镂艺术上，都已日臻完善，柳公权、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人都对宣笔有过极高的评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咏赞宣笔的诗中写道：“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宣笔在唐朝时被奉为“贡品”和“御用笔”，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二年（743），唐玄宗登楼看新潭、南方数十郡特产，排列在在楼下，其中就有宣城郡的笔。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说，唐太宗李世民在选纳各地贡品时，第一个就选中了宣笔等文房四宝。

南宋迁都杭州，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长江以南。从元代开始，我国的毛笔又进入第二个时期——“湖笔”。被称为“毛颖之技甲天下”的湖笔，发源于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古时，善琏隶属湖州府，故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善琏也被誉为“笔都”。湖笔与徽墨、端砚、宣纸一起被称为“文房四宝”。善琏地处杭嘉湖平原，距湖州东南七十里，这里河湖纵横，桑茂竹翠，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湖州府志》记载：“湖州出笔，工通海内，制笔者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村有含山，山巅浮屠，其卓如笔。”

相传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在当地被人们奉为笔祖。又据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是善琏西堡人，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蒙恬与夫人将制笔技艺传授给村民，当地笔工为了纪念他们，在村西建有蒙公祠，绕村而过的小河易名为蒙溪，蒙溪又成了善琏的别称。相传农历3月16日与9月16日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村民们就要举行盛大敬神庙会，以纪念他们的笔祖。元代，湖笔取代了宣笔的地位，湖州成了全国的制笔中心，并出现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升、姚恺、陆震、杨鼎、沈秀荣、潘又新等制笔名师。明末清初，善琏湖笔逐渐外传，善琏人在各地开设了一批著名的笔店，如北京的古月轩、贺连清，上海的周虎臣、杨振华、李鼎和，苏州的贝松泉、陆益堂等。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宣笔和湖笔外，四川乐山市的“宋笔”值得一提。乐山，古称“嘉州”，相传北宋大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曾游览嘉州凌云山。当时此处新建一亭，寺僧便拿出当地制作的一支大抓笔，请苏东坡题亭名。苏东坡饱蘸浓墨，欣然题了“清音亭”三字，众人拍手叫绝。苏东坡等道，不是我的字写得好，而是这支笔好。不久，北宋另一位大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也来到嘉州游览，也用大抓笔写下了“方响洞”三字。苏、黄都是大名家，在此题字以后，时人竞相效其书艺，皆习惯于沿用二公所选用之笔来写字作画。后人把嘉州的毛笔冠以“宋笔”。干年“宋笔”传到今，著名画家徐悲鸿于1937年题下了“嘉州产名笔，工艺甲西南”的赞语。

中国毛笔传统的制笔方法有“诸葛法”与“韦诞法”两种。“诸葛法”也称为“无心散卓笔”。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佑前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原来“诸葛法”是宣笔时期的制笔工艺的结晶，其源于王羲之的“笔经”，也包括了宣州诸葛姓的笔工的贡献，如诸葛高、诸葛元、诸葛新、诸葛丰等。欧阳修曾称颂道：“宜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傅长毫，三付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

“韦诞法”是韦诞发明的。韦诞，三国魏人，字仲将，有文才，工书，善制笔墨，著有《笔方》一书。其法是用两种不同的兽毫来制作，强者为柱；柔者为被，这种制笔法一直沿用至今。

毛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但历史上有不少皇室贵族，喜欢把毛笔作为显示自己权贵的象征，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用金、银做笔杆，即使用竹杆，也要选上等的斑竹，并镶嵌上象牙、玉、香水等珍贵的装饰，以示炫耀。直至清代乾隆年间，金银玉雕的豪华笔杆才逐渐消失。

制笔用的毛也是千奇百怪的，什么兔毛、山兔毛、獭毛、猪毛、鹿毛、马鬃毛、羊毛、狼毛、鸡毛、鼠毛等，甚至连人的胡须也可制笔。据《岭表录异》里记述：岭南无免，某郡守把一块免皮给笔匠做笔。笔匠吃醉酒，将兔皮弄丢了，他怕受罚，就割下自己的胡子来做笔。谁知做出来的笔非常好使，太守命令他再做一支。笔匠无奈，只好道出实情，太守便下令家家户户的老人把胡子割下来作捐税。另外还有用婴儿的胎发来制笔的：“内惟胎发外秋毫，绿玉新栽管束牢。”这是唐朝一位待人赞美胎发笔的诗句。